纳粹主义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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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的文学世界

© 施京吾／文

　　纳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它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导致我们几乎无法完成一部由纳粹思想家排列而成的纳粹思想史。这一情形对文学也不例外——如果以“纳粹文学家”为标签，估计也无法写出一部“纯粹的”纳粹文学史。 
　　尽管如此，它并不妨碍我们对纳粹主义的文学状况进行扫描，正如对纳粹思想的叙事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却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有所宗，有所本，有所依据。更何况，作为一种情绪表达和宣传手段，文学形式要比思想构建来得直接、通俗，也更容易打动人，因而也容易流布。英国学者J．M．里奇，经过多年研究，为读者奉献了一部《纳粹德国文学史》，较为全面地描述了纳粹德国的文学状况。这里根据该著提供的部分材料，重新编制一幅纳粹主义的文学图谱。 

　　纳粹主义文学的思想根源 

　　长期以来，令德国人萦绕于怀的一个问题是：祖国在哪里？ 
　　纳粹德国又称第三帝国。第一帝国指神圣罗马帝国，公元十世纪由奥托一世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号称“帝国”，却徒有虚名，长期的战乱使德国支离破碎，有数百个大大小小邦国和上千个骑士领地。第一帝国从不具备统一德国的力量，但却是维系德国人感情的纽带。1806年拿破仑入侵，宣布取缔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的举动激发了德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著名哲学家费希特为此于1807年12月13日到次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学院圆形大厅连续发表14次演讲，有力推动了德意志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1871年，德国在俾斯麦领导下由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获得统一，被称为第二帝国。德国的统一，使德国人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急剧膨胀，“国家”成为德国人的全民狂欢，在扩张野心的强烈刺激下，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于1918年战败，第二帝国解体。 
　　尽管德国成为战败国，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已成燎原之火，德国人从统一中寻找到了雅利安民族的存在依据，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德特说：“有人说德语的地方就属于德国。”这种民族意识和空间意识很快被纳粹党吸收，并诠释为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和对生存空间的扩张，它构成纳粹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血与土。 
　　纳粹主义文学形态和思想形态高度一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普鲁士社会主义三大思潮构成。民族主义所宣示的种族意识认定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其余都是劣等民族，犹太人更属于要被灭绝的种族。国家主义则宣扬国家至上，每个个体都要竭诚臣服于国家，为了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德国必须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以致不惜付出血的代价，“血与土”成为德意志民族特性之一。普鲁士社会主义亦是独特的德国思想形态，它既反对大资产阶级也反对共产主义，后者比前者显得更为恐怖。 
　　这三种思潮在纳粹主义文学中相互交织、反复出现，构成了纳粹主义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 
　　纳粹主义文化观由健康的、种族的、英雄和直觉构成，同时还强调作品“血肉丰满”，抽象的现代派艺术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怀疑、讽刺和堕落，属于病态和扭曲的。纳粹主义竭力推崇一种比共产主义更加“高级”的文学理想：以一个同心同德的民族共同体来代替阶级关系，这种和谐的社会理想，只有在同宗同族的日耳曼人之间才会成为现实，只有在田园风光中才能得以体现。 
　　具有纳粹主义思想的作家群体在思想上与纳粹党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纳粹党的组织身份，也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服纳粹政权，不能将这些作家一律视为纳粹党徒，他们与纳粹主义的契合，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不同方向上的展示。 

　　纳粹主义文学的前夜 

　　霍亨索伦王朝时期，赫尔曼·隆斯的小说《自卫的狼》充分展现了高度民族性的象征和战斗意识。这部小说被称为“民族运动的经典”：一群日耳曼人用鲜血保卫自己的家园。主旨在表达：“第一，安居乐业；第二，为保护安居乐业而进攻。”小说借主人公沃尔夫之口说道：“任何人要想碰我或我的同胞的头发，我都要让他血流成河。”血与土的文学基本要素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达，最终，“血流成河”成为小说的结局。隆斯在一战爆发伊始就入伍参战，1914年9月战死，他在临死前还呼唤“英雄从群众中脱颖而出、拯救日耳曼民族，以带领整个民族走向胜利”，用行动实践了他的文学理想。 
　　《自卫的狼》在第三帝国影响巨大，1933年卖出37万多本，到1939年二战之年，则卖出了56万多本。“血必须流，血必须流”是纳粹主义文学经常展现的重要内容，也是纳粹党反复呼喊的口号。 
　　同时构成纳粹主义文学先驱的有赫尔曼·伯特，他的《维尔特费伯——永生的日耳曼人：寻找家园者的故事》，糅合了超人思想、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纯粹基督教的观点。保罗·恩斯特以喜剧作品《潘塔隆父子》成为纳粹喜剧奠基作。阿图·丁特以《破坏血统的罪人》，阐述了种族主义的道德观。 
　　魏玛共和国时期，部分作家的纳粹主义倾向更加强烈。1923年，阿图·默勒·范登布鲁克出版了《第三帝国》，将民族主义导向了保守主义。而以反犹太人著称的作家阿道夫·巴特尔，更是对纳粹主义文学具有启示性的作家，著有小说《迪斯马什人》，他是一个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在文学史许多方面为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态度”。他将犹太人视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剥削者合为一体的人，全面否定德国盛行的表现主义艺术和荒诞派戏剧，认为只有回归乡土艺术，才能阻止德国堕落倾向的蔓延。巴特尔的文学态度与希特勒产生了强烈共鸣，1926年希特勒曾经拜访过他。1942年巴特尔八十岁生日之际，希特勒封他为纳粹党的荣誉党员并授予他金质勋章。 
　　对“大空间”的狂热追求在非德语区也有所表现。汉斯·格雷姆是南非的德国移民，这位多产作家的创作倾向完全符合纳粹主义的政治特征：生存空间、民族主义、血与土。他在记述非洲生活的《卡鲁法官》一书中明确宣称白种人比黑种人更优秀。格雷姆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创作于1926年的《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这是部厚达1200页的文学巨著，作品核心在于表达“德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拥有更多生存空间”的理念。他对一战失败耿耿于怀，认为战后德国被毫无正义可言的《凡尔赛条约》剥夺了殖民地，日耳曼人成为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小说第一章题目就叫“故土与压迫”，清晰地表明了“大空间”观点。书中写到：“日耳曼人需要周围的生存空间，需要头顶的太阳和内心的自由，以求生活得更美好、更舒畅。”迫不及待的扩张心情跃然纸上。作者语言矫饰，文辞夸张，且通俗易懂，如此厚实作品也拥有大量读者，在1938年以前累计售出50万册，深得纳粹批评家欢心：“我们最遥远的子孙会在这些作品中体会到民族的真实性质，民族生存的永恒理论，民族血统的呼声，以及在不可测度的民族面前的战栗。”小说中反映的思想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一拍即合”。 
　　后来格雷姆回到德国，还担任了纳粹政府的官方职务，但可能连纳粹分子都谈不上，他不仅没有加入纳粹党，还一直避免行纳粹礼，并且始终怀疑纳粹党的文化政策，拒不服从纳粹党路线。他与戈培尔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拒绝接受纳粹政府颁发的各项文化奖，甚至大胆地对希特勒表示：将永远为领袖的事业效忠，但自己永远不属于他。直到战后，他依然坚信国家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是有益于德国和欧洲的，只不过希特勒的狂妄才导致这一运动偏离正确轨道，直至成为一场严重犯罪。后来的评论家对格雷姆严厉谴责：“汉斯·格雷姆矢口否认对第三帝国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的确，他不是纳粹党党员，在某些方面也与纳粹党有区别，但他也是个实实在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与纳粹主义共生长 

　　恩斯特·荣格的《钢铁风暴》堪称纳粹主义文学谱系中最杰出和影响最大的作品。 
　　1895年3月29日，荣格出生在海德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他这一代青年中弥漫着一种悸动的感觉，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深怀仇恨，渴望一种动荡、超越于日常平庸的生活。为此，他18岁离家加入外籍军团，稍后还参加了攀登非洲乞力马扎罗山的冒险活动。一战爆发，他立刻加入军队进行战斗并多次负伤，成为一名军官。战争结束前获得德国军队最高荣誉：军功骑士。 
　　战后荣格退伍，开始研究植物学、昆虫学和海洋生物学等，进入1920年代开始写作，创作了多部作品，从他作品的名称即可闻到一股呛人的火药味：《钢铁风暴》《内心体验的搏斗》《风暴》《125号矮树丛：战壕纪实》《火与血：一场大战的小插曲》等等。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第一部作品《钢铁风暴》，小说采用日记体，并有一个副标题“突击队长日记”，内容与他的从军经历密切相关。 
　　此书初版于1920年，开始并不引人注目，伴随着纳粹运动高涨，到1928年便出了第三版，荣格在德国文学地位也得到大幅提高，甚至被称为可以与劳伦斯比肩的作家。 
　　荣格既是爱国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政治态度几乎完全是纳粹主义式样的，他“痛恨资本主义、痛恨资产阶级的西方，希望把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与容克地主的骑士理想结合起来”，在1920年代中期，他还写下一批政论文，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民主和和平主义，强烈反对魏玛共和国，甚至将1925年所写的《火与血》题签献给“民族领袖”，并与戈培尔关系良好。 
　　他在1931年出版的《总动员》一书提出了他的政治理想：推翻民主政体，放弃个人自由，转向极权体制，最后实现军事总动员。由于荣格与纳粹主义的一致性，他的许多读者都成为纳粹党徒——但荣格自己却没有加入纳粹党。荣格还是位长命百岁的作家，逝于1998年2月17日。 
　　在纳粹文学创作中，具有独特意义的是约瑟夫·戈培尔。这位纳粹党的宣传部长，在他罪恶的一生中制造过不计其数的谣言，作为纳粹德国最重要的战争罪犯和杀人凶手之一，与希特勒、希姆莱、戈林一样，是最邪恶的杀人犯。与这些不学无术的罪犯相比，戈培尔却最具有专业学者素质，他以文学起步，并拥有博士头衔。 
　　戈培尔1921年在海德堡大学毕业，以《威廉·冯·舒茨：对浪漫派戏剧史的一种认识》的博士论文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在成为纳粹党领袖前写过大量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写于1922年、出版于1929年的长篇小说《迈克尔：日记记载下的一个日耳曼人的命运》，这是戈培尔出版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其他作品直到目前均是保存在档案里的手稿。但仅此一部，已足够让我们见识这个纳悴党最死硬党徒的政治面目。评论家斯蒂芬·斯本德说到，这部作品以文学形式表现了“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征兆……与其说它是诉诸大脑，不如说它是诉诸血液”。 
　　小说为那个时期德国流行的日记体，完全摒弃传统文学叙事方式，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由大段的对白和独白构成。小说大意是：一个叫迈克尔的大学生爱上了一个叫荷莎的女学生，他俩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具备诗人和政治家两种素质。由于荷莎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她把迈克尔的“诗人革命家”视为一条危险道路而不愿意追随他。两人分道扬镳后，迈克尔又遇到了俄国学生伊万。伊万则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这种热情先是吸引了迈克尔，后来又变成了厌恶。最后，伊万在一次政治谋杀中死去，迈克尔不久也死于一场事故。 
　　正是迈克尔两次遭遇的大段独白和对话，构成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核心：和平必须通过战争获得，它只能是剑而不是棕榈叶；平等根本不存在，自然界就是反民主的。通过这种观点，迈克尔发展出自己的反理性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反共产主义和极端反犹思想。迈克尔的世界观是“不能用理性和逻辑掌握的，只能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因此它能顶得住一切攻击”。迈克尔宣称：“基督不可能是一个犹太人。我不能用事实证明这一点，但我肯定是这样。” 
　　由于该书准确把握了德国一战失败的心理描绘和战后失败的情感表述，导致迈克尔对世界的厌倦。在这种状态下，要么死亡，要么是别人死亡——冲突和混乱就此成为发泄厌倦的途径。 
　　对迈克尔邪恶思想产生吸引力的是一个伟人来到他们中间，唤起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听这个曾唤醒我的人讲话。现在他站在忠诚的人群中间，他的身材似乎更高大了，他充满了力量，从那蓝色的大眼睛里泛出一片光海……我感觉到他的力量充满了我的灵魂。这里就是年轻的德国，这些人正在铁匠铺里锻造新帝国。铁砧现在才有，铁锤早已备好。” 
　　这部小说是戈培尔世界观的直接反映，现实中他表现得更加残忍和凶恶，他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在政治立场和对希特勒的效忠上，更加坚定、更加具有理论色彩和更加极端，直到希特勒自杀以后也没有动摇过。 
　　斯蒂芬·斯本德在《欧洲的证人》一书中，对戈培尔的这部书做出了精确评价：“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戈培尔本质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从他在海德堡大学当一名叛逆的学生，一直到1945年在帝国总理府戏剧般地死去为止，都是如此。” 

　　纳粹文学的典型作品 

　　谈论纳粹主义的经典作品既令人头疼也令人发噱，它们实际已脱离了“文学”范畴，完全成为宣扬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品。 
　　作品一：《豪斯特·维塞尔之歌》。 
　　纳粹运动是大众化社会运动，到1920年代下半叶渐成风云之势，许多德国青年加入到纳粹组织中，豪斯特·维塞尔即是其中之一。 
　　豪斯特·维塞尔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随军牧师，和兴登堡总统颇有交往。他参加冲锋队后，因好勇斗狠成为第五分队队长。1928年他创作了一首叫做《高举旗帜》的短诗，共三段十二行，其中第一段写到：“高举旗帜！团结一心！步伐整齐，安静平稳，冲锋队在前进！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了战友，他们的灵魂仍和我们一同前进。”他创作这首诗时年仅22岁。 
　　这类充满血腥的诗作在当时十分常见，人们将这种类型的作品称为“柏油文学”，意指鼓动暴力犯罪的街头文学。 
　　1930年初，豪斯特·维塞尔在一次打斗中被一名红色联盟成员杀死。维塞尔的死，却被制造出一出令人咋舌的纳粹神话，因为他的诗作非常符合纳粹的政治意向：首先它具有军事化色彩；第二，具有强烈的敌我意识；第三，表达了民众基本的经济诉求：自由的日子和面包正在来到；最后达到纳粹党所期望的执政目的。 
　　维塞尔被刺杀的消息立刻被戈培尔利用，戈培尔在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区党部书记的时候即与维塞尔有过交往。戈培尔不仅在维塞尔弥留之际看望了他，在他死后还写了纪念文章，说维塞尔的“精神永远不死，而那些准备学习维塞尔、为纳粹事业做出最大牺牲的人，其精神也将永生”。 
　　纳粹党为维塞尔举行了隆重葬礼，由他所在的冲锋队分队和学生代表守灵，数千名纳粹党支持者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戈培尔发表演讲，称维塞尔为“风暴领袖”，这次演讲据称是戈培尔最出色的演讲之一。下葬时，纳粹党党旗从维塞尔坟头升起，宗教元素强烈。 
　　这首诗很快被谱上曲，更名为《豪斯特·维塞尔之歌》。1930年9月14日大选，纳粹党在议会的议席由12席跨越性地达到107席，一跃成为第二大党。第二天，纳粹党的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即用其中一句歌词作为标题“为冲锋队让出街道”。第二年，这首歌还被纳粹党带进国会。此后，这首歌成为纳粹党党歌，风靡一时。由于几乎在所有官方场合都要播放这首歌，它又有纳粹德国的第二国歌之称。 
　　纳粹党的行径遭到德共强烈抨击。德共党员、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用同样结构的诗，嘲笑般地讽刺了维塞尔的诗作：“屠夫发出召唤，牛儿举步前进， 
　　紧闭双眼，安静平稳，那曾血洒屠场的牛们，灵魂伴它一起前进。”布莱希特认为，豪斯特·维塞尔不过是纳粹宣传机器精心制造的一个神话，纳粹党把一个老鸨当作英雄正合适。 
　　布莱希特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原来，当时普遍传闻，维塞尔住在柏林最肮脏的地区，靠一名妓女供养，因此他也是一名皮条客。由于情敌争斗，维塞尔在打斗中被他的竞争对手、另一名皮条客杀害，这位皮条客是红色前沿战士联盟的成员。后来这个传闻得到一些修正：狂热的纳粹分子维塞尔并非皮条客，而是他的妻子因为经济窘迫而卖淫，并用卖淫的钱资助他完成了学业。一位来自红色联盟的皮条客爱上了这个女人，维塞尔恼羞成怒，与之发生厮打，打斗中维塞尔被杀死。 
　　据专家研究，维塞尔的“诗作”，不论在诗的意象上和歌词上都有剽窃当时德国共产党卡祖笛乐队的嫌疑。 
　　作品二：《施莱格特》。 
　　在纳粹文学语言中有一句十分著名的话：听见文化我就想掏枪。这是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他的剧作《施莱格特》中的一句台词。 
　　施莱格特曾经在军队当过炮兵，退伍后成为“海因茨协会”中一员，这是由一群酷爱战争的士兵组成的组织，然后他参加了德国私人武装“自由军团”，专门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德国一战战败后，萨尔地区由法国托管。1923年初，施莱格特带领一个破坏小组潜入萨尔地区，炸毁一座铁路桥，并杀害了几名法国士兵。他被捕后于当年5月26日被法国人处决。施莱格特并非英雄式人物，他与豪斯特·维塞尔一样人品低下，“只是在后来的传说中，他才摇身变为一个纯洁、崇高的形象”。处决施莱格特当年，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 
　　约斯特很久以前就对此案十分关注，随着纳粹运动的高涨，施莱格特成为纳粹党英雄，并在全国范围对他进行追思，1929年约斯特开始动笔创作剧作《施莱格特》，到纳粹上台前夕完成最后一稿。 
　　纳粹党上台后，约斯特被纳粹党委派掌管柏林国立剧院，1933年4月20日首演了这部爱国主义民族戏剧，这一天正是希特勒生日，希特勒亲自提出要求将此剧献给自己，于是约斯特在献词中表明此剧表达了“爱的奉献和亳不动摇的忠诚”。 
　　首演时，戈培尔带领一批纳粹党政要和纳粹作家观看了此剧。演出结束后全场静默，观众全体起立高唱《德国的土地，德国的全部土地》和《豪斯特·维塞尔之歌》，然后全场爆发热烈掌声，约斯特和演员们多次行纳粹礼谢幕。随后《施莱格特》成为国家的戏剧，剧本是学生必读作品，几乎成了纳粹党的样板剧。1933年5月26日，在弗赖堡大学纪念施莱格特被处决十周年仪式上，校长海德格尔也发表了演说。这样，施莱格特就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反抗德国领土的被占领—法国出兵鲁尔—纳粹上台振兴民族，预示着德国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剧本的语言通俗火爆，与纳粹宣传形式相当一致，剧本最后是施莱格特被反绑着背对观众“好像把整个世界都背在身上”，他仰天狂叫：“德国！/最后一句话！一个愿望！一项命令！/德国！！！/醒来吧！爆发吧！！！/燃烧吧！熊熊燃烧吧！”几近疯狂的表演，强烈渲染了气氛。剧本中有一句最为经典的台词：我一听见“文化”这个词就想掏枪。这句台词后来被纳粹党广泛引用，纳粹主义反理智、反文化、反理性的世界观暴露无遗。 

　　禁毁与讴歌 

　　纳粹党夺取政权后，开始了对德国思想文化的全面控制，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党宣传部负责宣传和造谣。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则由罗森堡领导的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控制，纳粹党上台后的每一部出版物经过了审查。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控制事件是1933年5月10日的焚书事件。 
　　1933年5月10日，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下了一封信：“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诉你，5月10日是光荣的一天，因为我的书在柏林劈柴堆上被焚烧了，就在我曾经当着千人的面作过报告的那个大学面前……没有一个作家抗议过焚烧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和我的书！没有！没有！没有！连在私人信件中都不敢提！”茨威格一连写了三个“没有”，内心震怒可见一斑。信的结尾，茨威格无奈地与到：“好了，再见！再过几小时，柏林的劈柴堆就要燃烧了。但我要继续活下去，我希望，我的书也要继续活下去！” 
　　希特勒执政不久，1933年3月，德国大学生们成立了“德国大学生新闻和宣传总局”，积极配合纳粹意识形态，主动向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宣战。宣传总局成立后立即宣布他们将采取行动：“由于无耻煽动世界犹太人反对德国，由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把对犹太人起败坏作用的文献公开烧毁。”要求大学生对书籍进行清理，清理范围甚至包括朋友和熟人的书架、公共图书馆，最后还要求每个人必须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宣传。 
　　德国大学生新闻总局以1932年一份图书馆管理员杂志刊登的“《新民族主义及其文学》的公共图书馆目录选”为基础制定了焚书清单。这份书目成了以后纳粹党的禁书指南，上了这个名单的作者，绝大多数要么遭到迫害，要么被迫流亡，还有部分作者的作品从此被淹没，仿佛在德国作家群体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位作者以及作品。 
　　德国大学生的焚书活动原本是自发的、带有象征性的行动，当纳粹党宣传部得知这一行动之后通知学生：“今天已经电话通知你们，部长先生准备于5月10日24时在菩提树下歌剧院广场致词。”行动由此变成纳粹党官方行为。 
　　这天晚上，柏林大剧院广场充满节日气氛，共有八个劈柴堆在同时烧，火头高达10至12米，茨威格以及一批纳粹党痛恨的作家及其作品，被一本本地扔进火堆。 
　　学生们将没收来的书籍分为九类，由九名学生分别守在每一堆书前，在熊熊火堆面前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起誓，一边把书扔进火堆里：“一、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捍卫民族共同休和理想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付之一炬。……八、反对肆意诋毁我们德国的语言，捍卫人民最宝贵财富的培育！我把阿尔弗雷德·科尔的书付之一炬。九、反对卑鄙无耻和狂妄自大，捍卫对我们不朽的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敬畏和尊重！大火，把图邵尔斯基和奥赛斯基的书吞掉吧！” 
　　在焚书过程中，纳粹党开足宣传机器，电台对焚书现场进行了直播，同时，还有经过排练的合唱队高唱纳粹歌曲《人民，拿起武器》。焚书仪式结束后，戈培尔发表讲话：“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们！犹太人的极端理性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日耳曼革命的成功重新把日耳曼人的灵魂引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今晚这样一个时刻，你们把以往的异端邪说抛到火里，你们做得很对！这是强大、伟大并且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这个行动在全世界面前证实了十一月共和国（指魏玛共和国——笔者注）已经消失了的事实，从这些灰烬中将飞出新灵魂的风凰。”戈培尔最后号召德国青年：“让我们映着火光宣誓：帝国、民族、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当晚，德国大部分大学都举行了焚书活动。 
　　海涅说：“这只是一个前奏。他们在那里烧书，最终也将在那里焚人。”一语成谶。 
　　纳粹政权在焚毁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图书的同时，另外还有一些作家致力于对政权和希特勒的赞美，出现了相当数量赞美诗般的作品。这里以约瑟夫·文俄伯为例。 
　　诗人约瑟夫·文俄伯出生于奥地利，他早期即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反民主、反共和、反社会主义。他信奉尼采哲学，将尼采的格言作为自己的行动参照：“在孤独中自豪，在邪恶中取乐，在肯定生命中享受。”他的诗集《尊严与衰落》每一部分都“明显合乎纳粹的胃口”。作为诗人，他写过许多颂歌，赞美德奥合并、献诗给希特勒。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49岁生日时，文俄伯为希特勒写下一首《还乡颂》，歌颂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独裁者：“这是以人民的名义！这是以血的名义！这是以苦难的名义：永恒伟大的德国，我们向您致意，德国！神圣、有力的元首，我们向您致意，元首！幸福、自由的家园，我们向您致意。” 
　　文俄伯不仅以文学手段歌颂国家社会主义，而且他与纳粹主义在政治上的联系也相当紧密，甚至可以用休戚与共来形容。战争爆发后，文俄伯以一个纯正诗人的身份，避免直接对战争进行描写，而是竭力拔高一些更为崇高的理想，写出诸如《日耳曼语言颂》之类的诗作，认为“只有忠实于日耳曼的语言，才能取得胜利的希望”。1945年，眼看苏联军队将要占领自己家乡，文俄伯吞服大量吗啡自杀。 

　　纳粹主义文学的终结 

　　纳粹政权极权统治还产生了对应于这种统治的副产品：流亡文学和抵抗文学，这是极权统治下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其中流亡文学又分为国内流亡文学和海外流亡文学。 
　　国内流亡文学不是一个严格术语，一方面很难观察到这些作家究竟是否明确地反对纳粹政权，另一方面，纳粹政权也没有严格禁止他们作品的出版。将这些作家归类于“国内流亡文学”主要在于，作品在内容上没有附和纳粹意识形态，主要讲究文字的技法，也有些作品给读者产生影射纳粹政权的感觉。海 
　　外流亡文学的重要作品有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等。此外还有一批被称为“抵抗文学”的作家，他们明确反对法西斯德国的统治，但从文学角度而言，这些作品以政论文为主，文学性一般都不太强。 
　　对国家的眷恋、对民族的热诚，这是文学史上从不鲜见的题材，但如德国这样在短时期内涌现出大量表达同一主题、同一情感、同一思想的文学作品，其现象十分罕见，而且这些作品几乎都不是受命文学，没有哪部作品是在刺刀威逼下和精神惩罚中产生的。这些作家将自己血液里流淌着的纳粹主义毒素扩散给了广大德国公众，整个德国社会，在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彻底丧失了理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罪恶随时呼之欲出。我们从中可以一窥纳粹主义思潮在德国泛滥并且最终造成巨大灾难的原因：它是德国民众情绪与纳粹精神合谋的终极产品。 
　　德国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国度，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国度，如莱辛、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海涅、格林兄弟的辉煌文学成就，使德国成为世界性文化大国。魏玛时代即拥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布莱希特、雷马克，以及斯蒂芬·茨威格这样奥地利籍的德语作家。而持纳粹主义文学态度的作家，不论作品境界和表达能力上，都无法与之匹敌。纳粹主义文学几乎完全背离了德国文学传统，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无法看见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情感，没有爱、没有善意也没有温暖，有的是德国人强烈的扩张冲动和暴力倾向。随着纳粹政权覆灭，这些作品大部分不再具有流传价值。 
　　托马斯·曼说：“从1933年到1945年，在德国印出来的书籍都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没人愿意碰它们。它们都带着血腥和耻辱。它们统统都该被绞成纸浆。”但是，即便这些作品都被化为纸浆，极权主义的阴魂会在德国、会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里就此散去吗？